◎南京上海各有一尊形态几乎一样的孙中山雕像，它们之间有何故事
◎记者细访孙中山石像身世，竟然发现谜团不断◎有“中山陵活档案”之称的八旬老人为您一一揭秘再过一个多月，阔别新街口多年的孙中山铜像，就要“回归”新街口了。除了这座，南京还有三座孙中山先生的雕像，一座立在孙中山纪念馆前，另外两座分别在中山陵的祭堂、墓室里。对于众多游客来讲，到中山陵，必要到祭堂拜谒孙中山的大理石坐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尊坐像背后竟然隐藏着一连串的谜团——为什么是在孙中山先生安葬到中山陵一年后，它才雕刻完毕，这中间经历了什么曲折？它右手的一节小指是断掉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关于坐像的着装问题，当年真的有“长袍马褂”和“中山装”之争吗？宋庆龄一度想把这尊坐像换掉，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几经周折，保罗·朗特斯基（中间叉腰者）最终成为中山陵孙中山坐像的雕刻者，而现存上海的那尊铜像，就是他送审的样稿。快报记者赵晨翻拍仿品之谜身世之谜“孪生”雕像为何膝上“建国大纲”不一样每一个到中山陵的游客，都会到祭堂拜谒孙中山先生的大理石坐像。这尊石像高约5米，底边约2.1米，在雕刻家的设计下，孙中山先生身着长袍马褂，端坐椅上，膝上是摊开的书卷，凝视着前方，庄重而深邃。如果你到过中山陵，又碰巧曾到过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你会惊奇地发现，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内居然有一尊雕像，它和中山陵祭堂的孙中山先生大理石坐像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上海的这尊雕像要小很多，而且材质是铜质的。这座铜像只有60厘米高，孙中山身着长袍马褂，双脚并坐，膝上摊着展开的文卷。铜像底座上，刻着作者的名字，以及制作的年代1930年，资料显示，中山陵的大理石坐像也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时间也完全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上海的这尊雕像是仿制品吗？细细比较两者，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这尊小铜像上，孙中山膝上摊展开的文卷上刻有“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的字样，而中山陵的大理石坐像上，孙中山膝上摊开的文卷上并没有一个字！这又是怎么回事？记者开始追寻这两尊雕像的身世，试图解开这个谜。身世之谜当年为寻雕塑家怎样煞费苦心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之后，不到一个月，葬事筹备处成立。葬事筹委会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紫金山为孙中山建造墓地。又过了不久，筹备处开会讨论，认为中山陵的祭堂里，应该安放一座孙中山的雕像，供人们凭吊、瞻仰。可是由谁来雕刻呢？孙娟娟是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原馆长，她告诉记者，为了找到雕像的合适人选，当年曾上演了一场“全球招标”。一开始，筹备处聘请了几位雕刻家进行试雕，包括留法美术家王济远、上海雕刻家李金发，还有后来陵墓墓室的孙中山卧像雕刻者、捷克雕塑家高崎，都制作过石膏小样模型。但是筹备处的成员看后，都不满意。于是，孙科与宋庆龄商量后，提议来一个公开征集。于是1925年12月，征集启事在上海申报以及日本、苏联等国的美术杂志上刊登，写明“头奖二千元，二奖一千元，三奖五百元”，期限是6个月。很快，6个月过去了，应征者却寥寥无几。于是筹备处召开会议，把招标期限延长了半年。1926年12月，招标结束后，共有14位中外雕塑家投标，送来的石膏或铜质模型总共有17件。可是，没有一件作品让评审员满意。雕像的工作就暂时停顿下来。这一停，就差不多一年。1927年11月11日，筹备处召开会议，再次把雕像事宜提上日程，决定由夏光宇和吕彦直一起寻找雕塑家。夏光宇是当时的筹备处主任干事，吕彦直是中山陵的建筑设计师。孙娟娟告诉记者，夏吕二人先是找到了在法国进行多年雕刻的王静远女士，又找到一位日本雕塑家，但是他们的模型送到筹备处后，评审员们还是不满意。最后，担任陵墓设计图案评审顾问、曾在法国巴黎帝国美术学校留学的雕塑家李金发，推荐了法国著名雕塑家——保罗·朗特斯基。朗特斯基先试着雕了一尊半身石膏像，送去中国。因为路途遥远，石膏像的鼻子和下颚部位都损坏了。但是评审委员们觉得比较满意，就决定由他来雕塑孙中山坐像。1928年6月，孙科带着父亲的生活纪录片，和几十张照片赶赴巴黎，与朗特斯基进行接洽。据说，他还带去了几十张自己不同侧面的照片，但由于他身材较高，而孙中山姐姐孙妙茜身材与孙中山相仿，因此他也拍了一些孙妙茜坐姿的照片，供朗特斯基参考。朗特斯基看了这些资料后，还要求孙科每天下午到他家端坐，让他仔细观察，从中来描摹中山先生音容神态。朗特斯基对这件作品倾注了很大心血，不断修改泥塑，每完成一个阶段，就将照片寄回中国。到了1930年初，才最终定稿。随后，他选用意大利白色大理石，经过几个月的精心雕琢，这座高4.6米的坐像终于诞生。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在中山陵祭堂，举行了十分隆重的石像揭幕典礼。那么，上海的那尊铜像，又是朗特斯基什么时候制作的呢？它和孙中山大理石坐像究竟有什么关系？[JH:PAGE]仿品谜底保罗不熟悉中文字排序，正品雕像文卷成空白在1928年8月葬事筹备处寄给朗特斯基的信中，曾有一个要求，要他必须先寄一个样稿模型，让中方看看。而为了防止路途上损坏，必须是铜像。于是1930年初，保罗将泥塑定稿后，他请法国著名的AlexisRudier工作室铸成铜质样稿模型，然后送葬事筹备处作最后审定。这个小号的铜像寄过来以后，筹备处很满意。可是，在后来的岁月里，这座小铜像不知流落到了哪里。直到2005年，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开放以前，一位上海市民找到了当时的馆长孙娟娟，说他有一座孙中山小铜像，就是中山陵祭堂坐像的样稿，想捐献给纪念馆。经过文物专家鉴定，这尊孙中山小铜像的确是中山陵孙中山坐像送审的样稿！在世间辗转了近80年，小铜像的出现，让人既惊又喜。当年这座小铜像，是怎么辗转到了这位市民手里的？孙娟娟说，“我们想请他讲一下小铜像的故事，可是他怎么也不肯透露，只是说，这尊小铜像当时只浇铸了一尊，父辈生前交代一定要保管好。”而为何小铜像上刻有“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字样，大理石坐像上却毫无一字？那是因为保罗不熟悉中文字排版，把小铜像上的文字排错了，到了雕刻正品时，干脆就没再刻字上去。服装之谜中山装与长袍马褂之争有无证据祭堂里的这座大理石坐像，孙中山穿的是长袍马褂，而墓室里的那座汉白玉卧像，孙中山穿的却是中山装。这又是为什么呢？今年已经80多岁、在中山陵工作了60多年的刘维才告诉记者，1928年葬事筹备处在一次会议上，对坐像中的孙中山应该穿什么服装这个问题，分成了两派。胡汉民、蒋介石认为孙中山是从清朝过来的，应该穿传统的长袍马褂。宋庆龄、何香凝极力反对，说，“你们搞的是复古主义，中山先生最喜欢穿的是中山装，坐像也应该是中山装。”主持会议的是林森，他顿时很为难。为了照顾两方观点，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坐像身着长袍马褂，卧像着中山装。但是，对于这种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只是传说。孙娟娟告诉记者，现在并没有确凿的史料佐证。“宋庆龄当时正在欧洲，她可能会对孙中山雕像的服饰发表一些意见，但不会一定坚持用中山装，因为孙中山生前也常穿中式服装，他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也是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式服装。”而且，筹备处1928年8月给朗特斯基寄出一封信，让朗特斯基从中式服装、西服、中山装中选择，他从艺术角度选了中式服装。中山陵管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与朗特斯基交往甚密的画家刘海粟，也曾对此产生过疑虑。上世纪20年代，刘海粟赴巴黎考察时，去看过朗特斯基好几次。当时他看到正在雕塑中的孙中山坐像，就问朗特斯基设计坐像的一些情况。朗特斯基说，这尊坐像将被放到宫殿式的大殿里，所以要设计一个方座，会显得很庄严；而孙先生是中国人，长袍马褂是中国的传统服装，所以这尊坐像就采用了长袍马褂的着装。刘海粟觉得中山先生有特定的“中山装”，又何必非用长袍马褂不可呢？不过，这时坐像已经接近完成，提意见也晚了。去留之谜解放初宋庆龄为何想换掉它到底有没有“长袍马褂”与“中山装”之争，我们从文献记载中已无法得知。而被很多人称为“中山陵活档案”的刘维才告诉记者，解放初，宋庆龄确实曾想把祭堂内的坐像“换一个”，改成穿中山装的。“这个小故事，我也是偶然间听到的。”刘维才说，“十几年前，1993年，因为一次文物交流展，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周永珍到中山陵参观，我作陪，当她走到祭堂的孙中山坐像前，听到我说当年还因为中山先生的雕像应穿什么服装引发过一场争论时，她突然触景生情，陷入沉思，向我讲述了一段往事。原来，1981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全国政协委托他们单位复原孙中山逝世纪念室，也就是铁狮子胡同11号，周永珍亲自参与了这项工作。9月下旬，复原工作完毕后，请全国政协进行审查。20日上午，全国政协办公厅马永顺、会议组干事曹玉琳陪同全国政协常委屈武、吴茂荪，以及国家文物局、中国革命博物馆领导来审查。之后，全体人员又来到刚刚建成的宋庆龄故居参观。在故居休息室里，吴茂荪对在场人员说，“宋庆龄在全国解放初期委托我办三件事：一、为香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纪念馆题词；二、为孙先生选一标准像，也就是着中山装的那张，她很满意；三、将南京中山陵孙中山先生祭堂内的雕塑换一个，坐像着长袍马褂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复古主义者所主张的，应改成着中山装的，因为孙先生平素喜欢穿中山装。”吴茂荪又说，前两个愿望，我都帮她完成了，可是唯独最后一个，没有实现。周永珍说，当时她听到这段历史时，赶紧拿起笔，记录下吴茂荪的话。而到了1993年时，站在一旁的刘维才也记下了周永珍的这段回忆。上述往事。后来周永珍回到北京后，还专门把当年现场记录下的吴茂荪的话寄来，让刘维才核对。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最后这个愿望，宋庆龄没能实现？刘维才说，当年吴茂荪找到了周总理，向他说明了宋庆龄的意愿，周总理说，国家经济还不富裕，暂时不要搞了。于是，直到现在，祭堂中央还是朗特斯基的这座雕像。断指之谜坐像右手小指是谁损坏的一转眼，祭堂里的这座孙中山坐像，已经80多岁了。如果你仔细看这尊饱经岁月沧桑的雕像，会发现它的右手是不完整的，小手指断掉了。刘维才说，关于右手断指之谜，流传很多说法。有人说，是当年运送的路途中不小心损坏了。其实，这是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时，被日本人损坏的。“这件事是在资料上查不到的。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60多年前，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后，制作了一个铜牌挂在坐像前面，上面有记录着，‘日本侵占南京后破坏文物，罪责难逃’。”刘维才说，40年代末，他不到20岁就开始在中山陵当警卫，中山陵的一草一木都刻在他的脑子里。刘维才告诉记者，60多年来，一拨又一拨，不知有多少人提出，想要承包下来进行修复。“几年前，宁波一家雕塑厂来了两个人，他们找到我，说想修复。我不管他们厂的规模有多大、技术有多高，提了一条：如果想修，就要修旧如旧，天衣无缝，与原雕像完全吻合，做不到这点，签合同提都不要提。第二天，他们就不敢来了。”
（感谢孙娟娟对本文的大力支持）本版主笔快报记者赵晨
@赵晨
